中新网北京3月2日电题:聚焦足球改革系列报道(之一):不可阻挡的管办分离趋势
作者王牧青
羊年伊始,中国足球迎来企盼已久的福音,《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》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过,并登上《新闻联播》头条。短短376字中,“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,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”的表述,让“管办分离”这个被讨论多年的老话题,进一步升温。
“管办分离”的前世今生:从“G7革命”到足代会
“管办分离”的说法,被人熟知于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,最近几年却频繁出现在体育改革的议题中。事实上,体育界管办分离的问题并非足球项目专属。近两年,包括篮协在内的市场化较高的项目协会,都在酝酿并尝试启动管办分离,其中,影响力较高的足球项目,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。
管办分离在中国足球舆论场上正式占据一席之地,可以追溯到2004年。当时中超7家俱乐部投资人组成“G7联盟”,提出“政企分开、管办分离”的诉求,主要指向足协对联赛“既是县官、又是现管”的“管办”问题。而诱发这场“G7革命”的,正是国安“罢赛”的惊人之举。多年后的反赌扫黑风暴中,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周伟新被证明是遭到收买的“黑哨”。
虽然这场“革命”在足协的强力打压下归于平静,但仍旧起到了些许作用,中超公司在次年正式宣布成立。不过,当时中超公司的管理层,也同时兼任着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官员的职务。中超公司经过1年磨合期,才开始渐渐接手部分联赛工作。直到2012年2月,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》(试行)正式推出,这份方案旨在建立符合足球发展的联赛运作模式,将联赛的办赛职能从足协剥离,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。
去年底的联赛总结会,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表示,2015赛季,中超公司将接管中超联赛、预备队联赛和精英梯队联赛,并继续推进中超联赛的管办分离。
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的提议下,中心副主任于洪臣早已不再担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,现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马成全、正副总经理刘卫东、陈永亮等中超公司任职人员,亦已放弃了足管中心的事业编制。这些变化,被看做是足协深化改革、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重要标志。
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另一层含义,是中国足协与总局足管中心之间的关系,这两个机构一直被指“一个班子,两块牌子”。2011年,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韦迪大刀阔斧地提出“小中心、大协会”、“政社分开”的构想,建议改革后的足管中心只设置外事部门、人事部门和秘书处,不过这个提议最终的结局是不了了之。当时有媒体透露,韦迪的议案触及到某些人的不满,报告遇到了阻力,最终迟迟未获审批。
然而改革始终在缓慢地进行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失利后,总局开始痛定思痛,着手足球管理体制改革,祛除行政管理上的弊端。张剑调任足管中心主任之前,曾以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身份,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前往足协,调研管办分离的方案。
2014年初的足代会上,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,其中提到“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。”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,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,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。
不过足代会后,当有媒体曝出“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”消息时,足协新闻办立即回应称,从未发布过这则消息。一位足协工作人员曾经对记者透露,对管办分离的话题私下一直有议论,但具体的情况大家也并不清楚。
箭在弦上的“管办分离”:趋势不可阻挡
在2010年底的一次中国足协研讨会上,蔡振华曾表示:“中央领导对中国足球的现状不满,中国足球人需要卧薪尝胆来努力塑造形象。中国足球目前处于一个阵痛期,接下来需要进入建设期和发展期。”《足球报》曾经披露,真正让体育总局下定决心推行管办分离的,是在2013年那场“1-5惨败泰国”之后。这场惨败引起了更高级别的关注,总局认为,必须找到惨败的深层原因。
2011年,高洪波离开国家队教练席,西班牙人卡马乔取而代之,这场失败的换帅始终遭到外界诟病。坊间有传闻称,换帅的决定并非来自足协,而是执行“上级意志”,韦迪等中心领导本不同意换帅,但却无法改变决定。“6·15”惨败后,总局认为足协的工作中应剔除行政指令,让足协发挥市场化、协会化的作用,应该切实做到管办分离。中国足球,亟需改革带来发展的动力。
作为最早涉足职业化的项目,足球一直走在中国体育改革的前列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,关于中国体育新一轮改革的声音不断,而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足球首当其冲。著名体育社会学家、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曾指出,管办分离不仅符合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,符合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主潮流,也有利于避免行政干预、防止昏官出歪招,政府也不必再为足球比赛的结果“背书”。
研究足球多年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管理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林显鹏教授也认为,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趋势,是不可阻挡的。
尽管如此,他亦表示管办分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“比如,应该由中超公司运营联赛,发挥俱乐部的市场主体作用,足协则要起到监督作用,”他对记者说。
“希望改革之后,中国足协能彻底脱离体育总局体系,专心于竞技和职业足球的提高,在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培训和输出,搭建好竞技系列的青训体系,建立更多的第三方俱乐部接轨校园足球、社会足球和新型的足球学校等,并负责经营各级国家队,”资深记者、著名足球评论员肖良志这样展望到。他认为,“分离”后的足管中心,应该只负责城运会、青运会、全运会、亚运会、奥运会等举国体制下的综合性运动会的足球赛事方面。
虽然《方案》的细则还不为外界所知晓,但肖良志的态度还是相当乐观。“执行力的转变将是极其重要的,”他说,“足球运动需要其他行业和部门的支持。过去,地方的支持并不积极。今后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。”(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