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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元伟:我若在任不会让郭士强上位 男篮陷于屈辱

发布时间:2010年08月06日 10:50 | 进入体育论坛 |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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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希望给读者启示

    李元伟有剪报的习惯,书中很多的事件描写得很细,以至于书一上市,被认为是“爆料”的章节成了最受关注的部分。但这完全背离了李元伟写书的初衷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书中还原了很多当时的敏感事件,很多人觉得你在爆料,你写那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?

    李元伟:我尽可能客观真实,我要对写出来的东西负责。这本书里我其实还隐去了一些,我不希望给现在的人带来很多不便和困惑,毕竟我曾是篮管中心主任,我的评价很多人会很在意。另外,我也不希望人们拘泥于那些细节,我希望人们看完书的整个内容,去思考它的发生的过程、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,给我们有什么思考和启示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既要还原真相,又要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,还要让读者看懂,这个分寸怎么把握?

    李元伟:我要对得起历史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我开头也写了,凡是自传类的作品,它都避免不了主观成分,和自己的立场。

    我比较注意“三性”。第一,真实性。这是传记作品的关键;第二,可读性。这是考虑到传播的问题,这一点对我是很难的;第三,思想性。我不希望它是一本专门吸引大家来看八卦的故事书,我要把我的思考,这个阶段集体的智慧放进去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写书的初衷是什么?

    李元伟:回首看这五年,我以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,但是仔细一看,还没有来得及做成更多的事情。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平常的五年,不平静的五年,起码是不平庸的五年。我的这段经历,是对发展中国篮球的探索、实践和创新,大家都认为比较有价值,让我记下来,和大家分享,留作未来篮球发展的一个参照,一种借鉴。

    我把它视为我对中国篮球发展尽的最后一份力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最后?你还可以做很多事。

    李元伟:是最后。我以后不会再评头论足说什么。我的社会活动不少,但是篮球的事我不参加了。因为两条,第一条叫道不同不相为谋;第二条因为在理念方面的分歧很大,我去会给很多人带来不便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当年请了很多篮管中心以外的人士调研、起草《北极星计划》,这会不会让该计划的一些内容过于理想化?

    李元伟:会有理想化因素。理想化不是个坏事,我对知识分子理想化都很敬佩,因为他有理想,不满足于现状,希望事情更好。所以他们的思想对于管理者是非常宝贵的。至于能不能变成现实就是管理者的水平了。

    在我主政中国篮协这五年,很多思想不是我的,而是别人的真知灼见,我只不过重视了、吸纳了,组织人来论证,把它变为现实。

    篮球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业,一定要汲取社会的力量,社会的资源,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意见,才能把事业搞好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书中写到,你上任后的五年联赛改革是延续了1999年全国篮球工作会议报告的思路。如果另一个人按这个思路做,能取得效果吗?

    李元伟:如果不是我,换一个人按照这个思路去做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。

    1999年,报告出来以后,大家非常认同,但没人去做。当时的篮协领导没有危机意识,没有紧迫感,没有在整体上改革联赛的勇气和决心,只满足于在局部问题上的修修补补,这才是联赛发展缓慢、步履蹒跚的根本原因。

    报告的核心思路来自当时的篮管中心副主任续川,我认为是对的,所以从2003年开始的五年联赛改革就是这个思路、目标的实践过程。

    最羡慕的是NBA总裁

    7月24日,在姚明组织的慈善义赛活动上,戴梦得董事长何文向姚明颁发了一枚至尊钻戒,这是戴梦得为中国篮球界颁发的最后一枚戒指,因为它将退出新赛季的赞助。那天李元伟也在现场,这是他最近一次出席篮球活动。何文曾是李元伟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,戴梦得为CBA联赛打造的奖杯、为冠军球员定制的钻戒一直是荣誉的象征。

    在篮管中心新主任信兰成以“七上八下”否定了李元伟的政策后,新的中国篮球发展计划一直没有出台。赞助商离开了,俱乐部、球迷、媒体也失去了展望的目标。“谢天谢地谢亚龙,信神信鬼信兰成”的段子早已在一年前流传,篮球开始和足球一样,成为了调侃的对象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一上任就着手处理王治郅的事,你完全也可以不碰这个大麻烦。为什么一上任就处理这棘手的问题?

    李元伟: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,我不是属于明哲保身,做太平官儿的那种人。我认为这件事对于王治郅本人,对于中国的职业篮球,甚至对于整个体育,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这也是篮球界外的一个呼声,大家有一种期望。而且我们了解王治郅这个人,他很单纯,不是那种为了个人私利不顾一切的人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任期是五年,你一直强调后两年要备战奥运,只有三年可以改革。那段时间内,一下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,篮球界一直都在适应新措施,会不会因为急于求成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?

    李元伟:我们在改革中间需要不断的调整。大家都有一个信念,必须要改变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。出台的措施也经过联赛委员会讨论。改的过程中,会有些估计不到的情况,那再来调控调节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当时有没有想过,你为中国篮球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是无用功?因为2008年后国内体育大环境不改变,真正的联赛职业改革就无法进行。或者你的继任者他也可能不认你的规划。

    李元伟:一种结果是我希望的,就是能在我工作的基础上加把劲。为什么我这么重视预热、重视球迷的反映、重视危机事件的处理,我希望篮球有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。前两年,一说起CBA联赛都是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联赛。现在又回到过去了,CBA联赛办公室也撤消了,没有个独立的机构来研究CBA联赛!联赛是龙头,你不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,你说这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。

    我预计是北京奥运会之后,整个体育的转型会加快,应该转到群众集体参与职业体育的一个阶段。现在看事实来不像想象的那样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你觉得这五年在现有的体制内,你能做的工作已经到了极致吗?

    李元伟: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。在这种体制下,我进行了一个有意义的探索——怎么搞职业联赛。我最羡慕大卫·斯特恩(NBA总裁),他只要管联赛,他有市场,我没有市场但我还要做。我还在夹缝中间,要应付的我也得应付。

    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,而且我看到了效果。这样我就很欣慰了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5年中有遗憾吗?

    李元伟:所谓遗憾是,我认为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,应该做得更好。这个取决于主客观的原因。主观上,如果现在反过头来我重做一遍,很多事情会做得更好。客观上就是大环境的限制。

    我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篮球联赛的改革可以算作是在体制上的突破吗?还是都是这个体制下允许去做这些事情?

    李元伟:我觉得谈不上突破。真正的突破还是要看大环境的改变才能做,如果不改变,就要有特殊的政策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总局领导有没有对你改革联赛有过什么关照,比如,李元伟你只能做哪些,或是希望你做成什么样?

    李元伟:他们根本不参与,根本不会指挥你去做这个。如果他们有我这种精神来做这个事业的话,体育就会发展得更好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书中写到,什么是体制内生存和体制外发展,你也没有找到答案,你只是尊重规律在做这个事情。是不是说成就你和限制你的都是这个体制?

    李元伟:对。我也或多或少有用体制内的特有方式来对待事情,比如对奥神不放孙悦到国青队备战事情上的处理。我要求全国一盘棋。

    但是我那时认为,奥运会之后需要有所改变,对体育功能价值的认识上,要与时俱进,要有所取舍。

    可以说体育管理体制,这么多年来这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。我知道在这种情况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,可以做到什么程度。我尽可能往我认为对的方面去做——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,我也这么做了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如果奥运会后你没有退休,你会怎么做?

    李元伟:我如果在,还会延续请外教,我不会让郭士强轻易上位,他很有希望,但火候还不到。很轻率地作出一个重大决策,造成这种恶果,不仅把中国男篮陷于一个屈辱的地位,同时把郭士强也耽误了。

    CBA联赛的市场化探索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,如果再延续,可能就稳定了。我们推行的是以职业化篮球为先导,一个整体的振兴发展中国篮球的战略,走的是和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道路。最终目标是把篮球打造成中国第一运动。

    中国新闻周刊:如果篮球界还有职务需要你,你愿意出山吗?

    李元伟:会吗?不会吧!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    现在的局面你也看得到,所以你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。我这么多年全力的干事情,退休了以后就给自己留点时间吧。(实习生郭文杰、高山对本文亦有贡献)